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董文忠与郑明德宅基地纠纷案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董文忠与郑明德宅基地纠纷案的电话答复
1988年11月30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你院闽法民他字（1987）第1号关于董文忠诉郑明德宅基地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因该案涉及城市土地国有化问题，我们征求了建设部和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意见，经研究认为：
关于该案的城市土地所有权证的效力是否维持到1982年宪法公布实施时止的问题。鉴于我国各地情况不同，城市土地国有化也不是同步进行的，对这类案件各地处理的依据也不同，所以对1982年宪法公布前，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规定的，并依照规定已经作了处理的就不再溯及，同意其效力不能再延长到宪法公布后你院一般不予变动的意见。但1982年宪法公布实施后，则应按照该宪法规定办理。至于对该案如何处理，仍请你院根据你们本省的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处理为宜。
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报告 闽法民他字〔1987〕第0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批复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董文忠与郑明德宅基地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时，因对城市居民持有的解放后人民政府颁发的城市土地所有权证的效力是否可维持到1982年宪法公布实施止这一政策界线把握不准，故将该案案情及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报告如下：
一、案情事实及第一、二审法院处理意见：
1．当事人：
董文忠（第一审原告、第二审上诉人），男，小板车工人，住漳州市北京路90号。
郑明德（第一审被告、第二审被上诉人），男，三轮车工人，住漳州市北京路77号。
2．案情：
董文忠之母董朱琴与董三耳、董少芬、董竞福四人，解放前共有位于漳州市芗城区北京路77号（旧门牌95号）内宅基地一片（面积四分另一毫）。1954年又由漳州市人民政府发给了土地所有权证。该地于1947年由董竞福之兄董福祥（董文忠之堂兄）出租给郑明德之岳祖父张雨田，当时租约议明“租赁期限五年，每月租金柒千元（伪币）；租期届满，如出租人要收回自用，该地上建筑应由租户拆回交还旷地；如欲出租应依照时物价重定租金续租。”同年，张雨田就在该宅基地上盖起一厅一房一厨房，后面空地上建一厕所，前面留一小空地停放三轮车。解放后，每月租金调整为人民币1元。租期届满后，双方虽未重订租约，但仍按原租约，由郑明德继续向董文忠交纳租金至1967年，后因“文革”开始而未交。此外，解放后至1966年，该房地产税系由郑明德以董三耳名字交纳而后抵扣租金，1967年至今再无交纳房地产税款。
3．第一、二审法院审理情况：
1981年董文忠受其他几房（共有人）委托向漳州市（现芗城区）法院起诉：要求讨回宅基地自用，郑明德则要求买下该宅基地。漳州市（现芗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从张雨田至郑明德前后租用宅基地达34年之久，为维护租户住房稳定性，判决驳回董文忠之诉讼请求，租赁关系继续有效，所欠租金3个月内交清。董文忠不服，上诉龙溪地区（现漳州市）中级法院，1981年9月龙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审判决后，董文忠仍不断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关系，收回宅基地自用。漳州中院为此对该案进行复查，认为“根据一系列政策精神，本院在1981年审理该案时认为讼争宅基地解放前就出租，解放后有登记在业权范围内，判决继续保持原租赁关系是正确的”。因把握不大，于1986年12月15日请示我院。
二、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
（一）1981年该案终审判决时，我国法律（宪法）政策、最高法院1963年、1979年二次《贯彻执行民事政策若干意见》及1963年、1973年二次关于城市宅基地问题的批复，均无明文规定城市土地已收归国有，且我省亦未对此问题作明文规定，故原第一、二审法院判决维持租赁关系并无不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至1982年12月4日新宪法公布实施之日，因新宪法明文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中院判决与宪法规定有抵触，董文忠与郑明德之间的宅基地租赁关系当然应随之终止。现讼争宅基地所有权已属国家所有，董文忠与郑明德为使用宅基地发生纠纷，可由芗城区法院以宅基地使用权纠纷立案，给予确认使用权，并由使用者向有关部门补办审批手续。
（二）从我省审判实践看，1962年农村六十条公布后，对城市土地的处理，我省各地多参照“六十条”对农村宅基地的处理意见审理案件。如按上述第（一）条意见，则对全省影响面较大。对此，我们意见对在1982年宪法公布实施前已参照农村六十条精神审理的城市宅基地纠纷案件，一般不予变动。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1988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