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缓起诉制度新探——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谈起

杨相锋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司法 “活的灵魂”，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它取决于一个社会一定时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着又好又快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社会关系逐渐明晰化，社会结构逐步合理化，整个社会心理的顺畅化程度和对各种犯罪政治色彩的淡化的大环境下，用过去那种简单的对敌斗争方式和一味地强调严刑重罚的刑罚功能是无法达到我们行使司法权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因此，摒弃“从快从重”的刑事司法理念，提出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并使其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具体化则显得至关重要，它是刑事法律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同时，它的确立也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具有全新的意义。
（一）“宽严相济”与暂缓起诉的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正法思想和司法正义理念之间的整合，其内容涵盖了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互补，宽严和谐，而非厚此薄彼，此消彼长。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中“宽猛相济”的合理成分，如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子产执政就采取了“宽猛相济”的政策，而且孔子对此做法也曾予以高度的评价：“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20世纪60年代国外实行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理论中的积极因素，所谓“轻轻”就是指对轻微犯罪，譬如初偶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深的犯罪，处罚更轻，而“重重”是指对恐怖犯罪、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以及一些经济犯罪则更多更长期的适用监禁刑。目前刑事诉讼中暂缓起诉的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程序安排、以及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等等都是刑事司法领域对“宽严相济”政策的回应。
暂缓起诉又称“附条件不起诉”（其源于德国和日本），它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暂时不予起诉，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的义务，检察机关根据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及悔罪的表现再决定是否对其提起公诉。暂缓起诉决定做出后，其诉讼程序并未终结，而是一直处于开启状态，它只是检察机关将公诉权附条件的予以暂时搁置的一种自由裁量权而已，它具有权力行使的专属性、适用对象的特殊性、附条件性以及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而一般的不起诉是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诉讼程序即告终止，检察机关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是不能撤销该决定的。
“宽严相济”政策为暂缓起诉提供了政策基础，为暂缓起诉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条件。而暂缓起诉又是“宽严相济”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具体化中的一项应有内容，其将犯罪行为进行了非犯罪化处理，它“宽”的有理，“宽”的有度。它不仅节约了社会诉讼资源，更主要的是改善了犯罪嫌疑人重返社会的条件，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了刑事司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并行不悖和有机统一。
（二）目前暂缓起诉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的处理结果只规定了撤案、起诉和不起诉等处理方式，而没有暂缓起诉之说，因此，在没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政策的支撑下适用暂缓起诉就有“违法实验”之嫌。先前在部分地方检察机关试行暂缓起诉都只是自发兴起的，具体做法上也是各行其是，他们所制定的实施细则都非常的肤浅和粗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仅就适用对象上就有好几种标准，如：（1）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2）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3）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嫌疑人和单位。但随着实践操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各地在适用暂缓起诉处理方式时更显谨慎化和实际化，具体工作不断细化，操作性也不断加强，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更胜刑事处罚。如前不久湖南省某县就三名因受人唆使而涉嫌抢劫的即将毕业的高中生试用了暂缓起诉，这种人性化操作在社会上得到了一致赞许。目前，暂缓起诉虽然有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据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但是要使其具有完整的可操作性并作为一种制度方式存在，只有将其纳入到刑事诉讼法当中，用权威的法律条款将其固定下来，结束其目前的“游离”状态，才是真正解决其存在和适用问题的根本。
（三）适用暂缓起诉需解决的问题
暂缓起诉的性质如何界定
暂缓起诉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环节中自由裁量权在空间上的延伸，而且是两端开启式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会择一端予以封闭，即或提起公诉，或终结诉讼程序，即最终处理结果还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那它是否侵犯法院的定罪权呢？其实，我们将暂缓起诉置于起诉和不起诉之间，将其作为二者的过渡，那么其性质就非常的明显，检察机关作出的暂缓起诉是以有罪认定为基础的，而这种认定它只是程序意义上的，它跟法院实体上的有罪认定是不同的，二者之间完全是程序和实体之间的区别。
2、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
暂缓起诉的起源国德国就在其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规定：“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起诉”。即暂缓起诉只适用于轻罪，对重罪不予适用。这是国外暂缓起诉制度的例行做法。我国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区分重罪和轻罪，但理论上却习惯性的把最高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犯罪称之为轻罪，其他的则都作为重罪。目前检察机关在适用暂缓起诉时一般都将对象局限于学生犯罪领域，或适用于未成年的中学生，或将对象扩展到在校大学生。其实，暂缓起诉适用于学生是一种仅以“人”为标准予以法外施恩的畸形状态，它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之原则。对于未成年学生犯罪，如果罪行轻微的，可以按着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制度作不起诉处理。而在校的大学生一般都是对自己的行为能负完全刑事责任的成年人，如果仅因为他们是大学生而予以“网开一面”的话，那完全是对法律神圣尊严的亵渎。因此，我们在确定暂缓起诉的对象时，除了借鉴国外的以“罪”为底线标准，即只适用于应当判处最高刑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犯罪行为，还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适当考虑“人”的因素，如犯罪行为人本人的有关事项（如年龄、性格、成长环境等）、犯罪的情节（如犯罪的动机、原因、手段等）和犯罪后的表现（如是否主动通过道歉、赔偿等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是否悔悟等）以及家庭、社会的帮教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因为我们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还要注重对“人”的肯定，我们应当认为这类嫌疑人能迷途知返，并努力追求他们所具有的这种可塑性，故犯罪较轻的学生可以适用暂缓起诉，社会上的其他适合条件的人同样也可以适用，否则会陷入标准僵化或不正义的带有封建身份色彩的“泥潭”。解决适用对象问题是暂缓起诉制度成型的关键。
3、暂缓起诉的附带条件
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时，必须附带提出要求嫌疑人在规定的时期内履行规定的义务，该义务的履行情况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德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其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时犯罪嫌疑人应附带履行的义务，譬如，作出一定的给付，弥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向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纳一笔款项；或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如果嫌疑人按规定履行了义务，那么对其行为就不再作为轻罪提起诉讼，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并将这些做法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从宽处理中所需履行的义务（如管制）进行选择和整合，同时用我国民法中有关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予以补充，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的，例如，我们检察机关在作出暂缓起诉时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下列义务：（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接受考察人员对其的思想和心理辅导；（2）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给予相应的赔偿和补偿；（3）向国家交纳一定的款项或在一定时期内向社会提供免费的公益服务等等。
4、暂缓起诉的考察主体、内容及期限
检察机关作出暂缓起诉决定后,应当将决定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及嫌疑人所在的居委员或村委会，由公安机关履行监督帮教的主要职能，居委员或村委会对公安机关的帮教活动予以协助。嫌疑人应定期向公安机关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公安机关应当在考察期限届满前三天之内将考察帮教的情况汇总移送检察机关。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监督帮教职能不宜由检察机关来履行，目的就是防止办案人员在暂缓起诉决定作出后因一些事后问题而规避适用该制度的可能性，更体现出公安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相互监督制约的原则。就考察的内容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嫌疑人在考察期间义务的履行情况及其在此期间的悔罪表现。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缺失任何一点都将使暂缓起诉决定达不到其应有的效果。
暂缓起诉考察期限的确定应当从犯罪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要素进行综合考量，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的话，不仅不能实现诉讼经济，而且有可能抑制嫌疑人真正回归社会；时间过短的话，也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把暂缓考察的期限限定在从决定作出之日起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范围之内比较合适，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延长。在此也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在考察期限内或期限届满后需要提起公诉的，那么检察机关是否还有绝对的胜诉把握。这就要求检察机关作出暂缓起诉决定时一定要按着提起公诉案件的证据要求进行仔细审查，并做好案件资料的档案管理工作，确保案件证据的客观及合法性，不影响案件承办人员事后可能进行的审查起诉活动。
5、暂缓起诉的操作程序及效力
暂缓起诉由案件承办人审结案件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在征得犯罪嫌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可以向部门负责人提出部门研究建议报告，由部门会议讨论决定，然后由主管检察长审批。如果有被害人的还应当将暂缓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检察机关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后，犯罪嫌疑人如果被羁押的应当立即通知执行机关予以释放，扣押了财物的应当予以返还，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作好监督帮教工作。在考察期限内，检察机关在没有发现新的事实和证据认为犯罪嫌疑人不符合暂缓起诉或有其它犯罪事实时，不能随意撤消该决定。在考察期限届满后，在对嫌疑人义务履行情况及悔罪表现进行综合考察后，检察机关应当决定是否撤销暂缓起诉提起公诉或将犯罪进行犯罪化处理，即终结诉讼程序。确需提起公诉的，嫌疑人不的对在考察期间内已履行的部分义务请求返还或赔偿。
6、暂缓起诉的救济途径
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起诉权，一些国家都规定了相应的制约救济机制，如日本就规定了告诉人有权向检察审查会提出复查请求和告诉人有权向检察官请求交付法院审判（即“强制起诉权”）的两种救济方式。而我国可以根据起诉便宜主义原则参照法律规定的酌定不起诉制度中的一些救济程序，如被不起诉人的申诉权、被害人的申诉权和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权利等等，这些救济措施应全面覆盖所有与案件有联系的单位和个人。
首先，检察机关在征求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予以暂缓起诉决定时，犯罪嫌疑人不同意的，嫌疑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要求检察机关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检察机关就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如果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的，检察机关应当征求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因为一旦决定暂缓起诉，该法定代理人在帮教过程中的作用是任何人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其次，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对暂缓起诉决定不服的，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要求撤销该决定，如果对复查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以自诉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再次，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作出的暂缓起诉决定不服时也有权提请作出决定的检察院复查，如果意见不被接受，还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
总之，法律的稳定性固然重要，但是为防范其在社会变迁中日益僵化，联系本国实际情况有选择性的吸收外界的优秀成果进行创新性活动也未尝不可，况且法律的最终目的还是如何维护社会的稳定，而综观其他国家在适用暂缓起诉的司法实践中所取得的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也彰显了该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日益完善，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已刻不容缓，其不仅符合国际刑事政策的大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宽严相济”政策引导下的重要实践成果。

论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相关问题

洪潜

一般说来，私人之间产生义务的不履行时，现代法治国家通常禁止自力救济，一方只能通过法院之手实现权利的恢复与补救。我们也知道，当行政主体与私人主体之间产生的义务不履行时，一般的作法有两种：一是行政执行，一是司法执行。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行政执行和司法执行这二者孰轻孰重，执行的权限如何划分，以及就此展开的某些具体问题应如何得到解决，比如说正如一个有自行强制执行力的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行政机关能否再自行强制执行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的发展起步较晚，我想先从国外的基本情况着笔。就美国而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以及司法对行政执行的高度参与，构成了美国行政执法机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英美法系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司法权大于行政权，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的权力，尤其是剥夺公民权利，设定公民义务的权力应该受到法院的监控。美国19世纪初建立的违宪审查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就从德国的情况看，德国是行政强制执行法律制度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德国通说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国家所专有的公权力，是一种行政当局强制公民或者其他人履行公法义务的执行行为，这种行为以行政当局主动、直接和自为地对当事人采取国家强制措施为特征。显然，行政机关无须法院或者其他专门强制执行机关的参与，可以实现其请求权，可以自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根据这项规定不难看出，在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中，申请法院执行是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的主导方式。我认为这条规定其实也表明了一个原则，即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的以外，其他行政行为的执行均需申请法院。因而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做法相比，我认为我国其实是站在一个折中的立场之上，折中有折中的好处，既不像德国那样行政强制权力强大到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也不像美国那样行政强制执行受到很严格的限制而很难真正有所作为，但是，与任何折中模式所具有的通病一样，我国的这种做法也有其弊端：比如何时由行政机关径自强制执行，何时由行政机关申请司法机关执行，这一点并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国内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以法院为主、行政机关为辅的制度安排，缺乏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的明晰、可操作的权限划分，我认为，这点是现行立法中考虑到的。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把这一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综合起来看我认为能够反映如下三点内容：
1、 行政强制执行权必须由法律、法规设定，法律、法规以外的文件（包括规章）不得设立行政强制执行权；
2、 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由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权未做规定或把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人民法院的，由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
3、 法律、法规把行政强制执行权既赋予行政机关，也赋予人民法院的，行政机关便可自行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行政法院一启动行政程序实施强制执行的，便不得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综合以上的分析以及我得出的结论，再看那个具体问题，我认为：该行政机关有法律、法规赋予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它可以自己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但根据立法的本意和精神，这两者是只能择一的，既然已经选择了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自然就意味着自己对自行强制执行权的放弃，因而被人民法院裁定不得执行后自然就不能再自行强制执行，反过来看，假如行政机关申请后被法院裁定不得执行还能自行强制执行的话，一方面对于法制建设是个破坏，给人行政机关不依法办事的印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显然是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上以法院为主，以行政机关为辅的基本制度是相悖的，是毫无法律依据而站不住脚的！


拙陋之见，还请多多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