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的自我解读

陶苏鹏


内容提要：自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关于正当防卫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本文中，我将结合目前学术理论界的各主要观点对正当防卫的构成及各项要素阐述几点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现行正当防卫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 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 消极防卫 积极防卫

关于正当防卫，我国在1997年3月14日由全国人大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为：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在近几年的司法理论及实践当中，对其成立的各种条件及防卫过当和无限防卫权等问题发生的争论较多，在本文中我将着重阐述几点自己对正当防卫的不同理解及认识，如有不当之处，涵请各位老师给予指正。
1979年刑法（以下简称旧刑法）是在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在人心思法、人心思治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应该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还是一部值得称赞的刑法1，但它的指导思想及目标使它具有了轻刑化、英雄化、经济化等特点，具体体现在正当防卫这一立法上的，就是对犯罪分子反击的保守，对正当防卫要求过于苛刻，它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打击犯罪不力，公民的自我保护缺乏保障，甚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竟然出现过犯罪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无人敢管的不正常现象。所幸的是，我们的立法者也及时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终于在其历经18年后对正当防卫进行了重大修改，重新让人民拿起了反击利剑！
毋庸讳言，新刑法在惩罚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要求下对正当防卫的重新界定，扩大了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放宽了防卫限度，对于鼓励公民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近几年的司法理论及实践中又形成了新的分歧和疑问：
1、正当防卫的保护对象。也就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关于这点好像没什么可争议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忽视了一点，就是所谓的“其他权利”。那么这个“其他权利”指的是什么或者说还包括了哪些人身权，财产权所不能涉及的呢？众所周知，法律所确立的权利主要就是人身权，财产权和政治民主权。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就唯独没有将政治民主权利给予明确规定呢？纵观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发现将其排除于正当防卫之外的一点痕迹。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立法者的疏忽，而是基于更深一层的考虑，比如现行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还很不完善，在实际运作当中，侵权行为主要是同政府的公务行为相联系的，而且大多是以程序性违法来体现的，并没有对公民造成实质性危害，反过来说，即使发生了选民破坏选举的冲突，也应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确实有个别不法分子出于某种原因趁机煽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交由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其相应责任，而不能以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来对抗，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对其明确加以否认，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中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法侵害行为允许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的一种默认。所以我的理解是：对政治民主权利中存在的不法侵害能不能行使正当防卫权取决于基层的民主法制化进程，这就有待于我们的法律工作
者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逐步
加以完善了。
2、正当防卫的时间性。即对不法侵害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可以实行正当防卫。无论是新旧刑法，都采用了“正在进行”这一表述方式。但就是对它存有不同理解，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偏差。目前被大多学者所普遍 认同的观点是犯罪行为已经开始或者说正在进行、继续当中。 但我认为，如果不对各类犯罪的构成、特点进一步加以区分，势必会对正当防卫造成新的局限。我们知道犯罪行为有预备、实施、既未遂等阶段，而我们所忽略的正是犯罪行为最脆弱的犯罪预备阶段。在刑法中，犯罪预备是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所以我认为对于犯罪预备阶段中的不法 侵害或不法分子也可以行使正当防卫权。通常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预备犯进行刑事处罚是十分罕见的，即使处罚，也是那些重罪的预备行为2。因此如果能将犯罪预备阶段也纳入正当防卫的范围，那无疑会在加强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方面有不可估量的的积极作用。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大致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张某获知李某正在组织策划一起抢劫行动，并准备召集其他同伙，张某认为如果先报警可能会耽搁时间，便趁李某不备将其制服，为了有利于警方抓捕，便迫使李某改变了集合的时间、地点，然后报警将其一网打尽。在此我想说的是，我们该如何为张某的行为定性呢？是见义勇为？还是学雷锋？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法律上给其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字，那就是“正当防卫”呢？！我们不能将正当防卫理解为只有在不法侵害就要给我们造成危害结果时才可行使，或者说只有将不法侵害人打倒或击毙才是正当防卫，我的理解是只要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或消除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某种威胁的行为就是正当防卫（相关问题后述）。所以我认为适当扩大正当防卫的行使时间段能更有效地打击不法分子，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用职权。
3、防卫起因，即不法侵害。对此大多学者都已普遍认为不法侵害还应包括一般违法行为3，这对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侵犯、鼓励公民同不法行为作斗争具有积极意义。但还有一种更为积极的观点认为只要对法律所保护的各项合法权益的攻击或会产生一种使合法权益感受到危害的状态的都可以认定为不法侵害，即“危险说”4。本人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首先从文字的表述方面看，“不法侵害”是指不合乎法律规定的侵害行为，意思是说只要是不合法的具有侵犯性并且可能造成危害的行为就属不法侵害。它不仅包括一般违法行为，还包括因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且具有侵害性的行为。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的空档，往往就是这些所谓的连治安案件都构不上，却使当事人饱受折磨又无可奈何的不法行为,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使司法机关无法介入，从而使不法分子有恃无恐，认为我又没犯法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在此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将其也纳入正当防卫的范畴，赋予公民更多更灵活的权利保护方式呢？其次再从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的立法意图上看，其本意还是鼓励公民同各种不法行为作斗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所以我的理解是对不法行为无论是紧急的还是一般的，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拿起法律武器对其说“不”！而不是只能等到其将要发生危害或不可收拾时才被迫求助或报警！
4、防卫行为。就是通常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或者说方式、手段等。新旧刑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或限制公民在行使正当防卫权时所要采取的防卫行为的方式。这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该怎样去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应该由防卫人自己去选择，只要是对制止不法侵害有利的、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措施都可以作为防卫手段来使用。由于目前还有相当多的观点认为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可行使正当防卫权，所以相应地防卫手段也仅限于以暴制暴。我认为这都是旧刑法采取的“消极防卫”所造成的后果，它很明显的先天性缺陷就是行使正当防卫权的被动、运用防卫手段的保守，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严重压制了公民同不法分子对抗的勇气，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正当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新皇帝”一族茁壮成长，即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接班人的时候，他们恰好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享受着父母的溺爱、品尝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却经历着一段正义被扭曲的历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以前当我出远门的时候，那句时常挂在长辈们嘴边的叮咛：“出门在外不要多管闲事！”。为什么呢？是怕“闲事”吗？不是！是怕我们自己在打击违法行为、维护正义的同时，缺乏必要的、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有先驱者站出来过、有英勇者搏斗过，可结果呢？他们最怕的不是伤在歹徒的刀棍下，而是倒在旁观者的眼中！有些人为什么会成为旁观者？是他们怕歹徒吗？不是！他们是在怕自己，怕自己在不经意间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不但成不了英雄反而身陷囹囵，这就是“消极防卫”结出的恶果。所幸的是我们的立法者也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已逐步将我们普通公民从“雷锋”的光芒中解放了出来。我相信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完全摒弃那种“打架就不是好孩子”的看法了。
现在很多学者还都坚持防卫行为要同不法侵害行为的程度相当或者可适当超过其一点的观点。我以为这个观点的本意是好的，但其实很不现实，这还是旧刑法的“消极防卫”的传统观念在起作用。有个众所周知的常识就是一个事物如果要压制或消灭另一个事物就必然要具有更高甚至于超高的能力。与此相同，如果不具体分析，一味片面性地强调正当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的相当性，对打击不法行为是极其不利的。当然，基于相同的考虑，为了防止防卫权的滥用，新刑法也相应地作了有关防卫过当的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具体地说就是以下几种情形不用负刑事责任：1、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没有造成重大损害 的。2、虽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但并没有造成重大损害。3、虽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也造 成了重大损害。我的理解就是：1、“必要限度”指的是能够制止不法侵害发生或继续所必需的能力或范围。“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正是对公民采取“升级防卫”行为的一种默认甚至确认，因为它赋予公民在对不法侵害行为行使防卫权时可以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措施的权力，这对调动公民对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当然这是有条件的。2、没有造成重大损害是指防卫人在采取防卫行为时没有因为防卫方式的重大“升级”而给侵害人的人身及财产造成不必要的重大的损害。这就是说即使行为过分但对侵害人没有造成损害或虽有损害但不明显重大的，或虽有重大损害，但确属必需的，都可不负刑事责任。这样的话，防卫人的可选择性就大多了！
5、防卫客体，即正当防卫行为所指向的对象。目前较一致的观点都倾向于“不法侵害人”。顾名思义，不法侵害人即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人。但我认为正当防卫的对象应该采用“不法侵害行为”这一概念更为贴切，我不否认正当防卫的直接目标就是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不法分子本人，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了同时对其财产上也会造成损失，而且存在着虽然还没产生了一定威胁的情形。至于“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这一表述只是对“制止不法侵害”的结果所作的一种强调，而不能理解成“不法侵害人”就是正当防卫的客体，真正的客体还是“不法侵害”这一行为。
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人”我的理解是包括共犯：1、直接共犯。主要是指那些直接对受害人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人。这点已被普遍认同，无需赘述。2、间接共犯。这主要是指那些虽不直接实施侵害行为，但对不法侵害行为的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对这类不法分子实行正当防卫会起到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比如预备犯、教唆犯等。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出现过普通公民对可疑不法分子的监视、跟踪甚至扭送公安机关的案例。对此类现象我们不能总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给予表扬一下或者说发个见义勇为奖什么的，我们就为什么不能在法律上给其一个明确的定性，就叫“正当防卫”呢？如前所述，我们的正当防卫制度应该定位于“积极防卫”，无论在防卫时间上、防卫手段上还是防卫对象上给予充分的主动性，使公民随时都有保护权益、打击犯罪的权利，这样才能真正使不法分子成为过街老鼠，无遁形之处！
有人认为正当防卫的对象不能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我认为欠妥，因为这些弱势群体虽因其自身原因，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具有对其行为负责的能力，但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对其所实施的具有危害性的侵害行为就不能进行正当防卫。我们不能只看到正当防卫对不法侵害人本身会造成某种损害，而且还要清楚地认识到正当防卫对公民合法权利的必要保护性，如果我们从保护合法权利的角度去对待这些弱势群体，那么我想并不会产生什么不利后果。否则就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践踏，也给了不法分子规避法律制裁的借口。
还有的人指出单位是否在被防卫之列的问题5，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在司法实践中由单位组织实施的侵害行为一般是受害人所防卫不了的，但并不是说就要放弃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不是就出现过如果犯罪嫌疑人逃脱，事后查明确属错案的，就不以脱逃罪论处的先例吗？！所以我认为不妨就此建立一套“事后确认”制度，如果单位的行为被认定为非法，那么防卫人的防卫行为即可成立；相反就要追究行为人的相关法律责任了。
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另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对防卫过当能否进行正当防卫。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必竟我们的正当防卫的目的就是保护合法权利，打击不法侵害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打击的是不法行为而不作任何限制了，否则就违背了正当防卫的本意，势必会走向犯罪 的另一端。

6、无限防卫权。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的立法意图是好的，就是想要强化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出现了所势必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会使正当防卫成为私刑的借口6。但我认为在当时的立法背景下，立法者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充分调动公民同不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至于无限防卫权的问题，立法者预先不是没有料到，而是想急于扭转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鼓励公民拿起法律武器所作的应急措施。随着社会形势的逐步发展，立法机关必然会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加以完善，等到时机成熟后再对其进行正式的修正。
在理论上有学者为了不使无限防卫权被滥用，主张其仅适用于上述五种法律明确规定的严重暴力犯罪场合7。其初衷是可以理解 的，孰不知能严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何止五种、十种？！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这五种场合具有典型性，否则还不如去掉后面的“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这一扩展用语，还免得争论。所以还不如就此理解为只要发生了暴力性的不法侵害，防卫人有理由相信人身安全已经遭受到了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可以行使无限防卫权。
我们知道无限防卫权只是对防卫过当的一种特殊性规定，它并不能像一般正当防卫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性。这里就存在一个疑问：是不是无限防卫权仅限于保护人身权利，而对其他权利的侵害无论有多么的严重都不能行使呢？我认为这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发生了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或重要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公民是以自己的人身权利受到威胁为由而行使无限防卫权呢？还是只能以一般的正当防卫进行保护？我想在目前情况下还是选择前者比较妥当。
在此我还想就与正当防卫有关的问题给予阐述。有人主张在行使正当防卫权时应遵循“效益原则”，以为如果明知防卫行为不能达到防卫效果的话，仍然行使防卫行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正当防卫”，而且还会增加对不法侵害人的额外损害8。对此本人不敢赞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防卫人是明显处于劣势的，谁都不能保证防卫人的防卫行为就一定能达到有效的防卫效果，如果说就因为不法分子的侵害行为是防卫人所不能抵抗的，就不能对其实施正当防卫的话，那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更不能因为会给不法分子造成损害为由剥夺受害人的防卫权，否则会更加使不法分子有恃无恐！我认为法律首先保护的应该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只有社会稳定了、人们安心了，经济建设才能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如果是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的增长的话，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所以我认为这种观点实不可取。
前几天在福建电视台就播出了一个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位身有残疾的女出租车司机在晚上出车时不幸遇到了一个劫匪，这个女司机最后三撞劫匪，致使劫匪重伤入院，当地的派出所却要这位女司机负担劫匪的医药费。为此，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起针对女司机的行为是否恰当及是否应承担劫匪的医药费而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有的人认为女司机的行为很勇敢，是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楷模，是应该得到鼓励的；有的人说虽然女司机是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但是三撞劫匪显然是过分了点，我们不能鼓励用犯罪的办法来对付犯罪分子，否则就该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等等。这显然是一起涉及行使无限防卫权的典型案件。这次大讨论主要涉及了两个问题：1、女司机的防卫行为是否过当。2、对劫匪造成的损害女司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对此我认为：1、依据现行刑法对正当防卫的有关规定，对正在进行的包括抢劫在内的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使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又有人指出这不能说明可以不负民事责任啊。关于这点我认为正是刑法如此规定，才在性质上给予了其合法地位的认定，既然合法，当然也就不存在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了！2、从道义上讲，女司机的防卫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过当之处，但正如前文所述，立法者的意图正是为了鼓励公民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就是为了保护公民在各类刑事案件中的合法权利、就是为了严厉打击当前猖獗的不法分子，基于这样的考虑，女司机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当然，为了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前所述，立法者必然会在适当时机给予修正，因此女司机的行为应当鼓励而不是压制。3、反过来说，在当时的情形下，女司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采取的或者说要她先想好采取什么样的防卫手段才是合适的？是见机行事，一走了之？还是力擒劫匪，维护正义？我认为，如果选择前者，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义，因为她必竟保护了自己。但这样势必会使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对社会也会多一份威胁，这也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我想说的是，既然我们能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还能将犯罪分子擒拿伏法，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擒呢？那怎么擒呢？女司机还属于身患残疾的弱势群体，在劫匪持刀的情况下，她还有其它更有利的选择吗？当然，无限防卫权只是一种法律赋予公民对合法权利的保护方式的最高限度，并不是说只要存在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都要行使，这必然会造成滥用。所以我认为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也颇为重要（超出本文主题，故在此不加细述），这有助于我们公民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时能够采取更为适当的防卫方式，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
7、正当防卫的前提。我认为只需具备以下两点就可以行使正当防卫权：1、侵害性，即只要对公民的合法权利可能造成损害的，并不一定要求已经形成。2、非法性，这就有别于所谓的“违法性”，即只要侵害人的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持，就可以对其行使正当防卫权。
综上所述，我所认同的是“积极防卫”制度，它相对于旧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而言具有范围更广、防卫方式更灵活、防卫更主动、自我保护更完善等特点。它对刑法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新刑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放宽了对正当防卫的严格要求，可以说是向“积极防卫”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但我认为，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积极防卫”制度，现行法律还有很多要加以完善之处。在此，我对现行的正当防卫制度有以下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1、 将“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进一步明确 为“正在进行的会对合法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不法行为”。
2、 增设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正当防卫的特别规定。
3、 增设对防卫过当能否进行再防卫的规定。
4、 将第三款表述为“对正在进行的会严重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5、
诚然，要使正当防卫真正成为被广大公民普遍使用的维权武器，充分对不法分子形成威
慑力、把不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还需要各部门法的密切配合及全社会的广泛支持，不
要让广大公民只能凭借正当防卫去单刀赴会，只有使不法分子感到畏惧的法律才是真正
彻底地保护了正义的尚方宝剑，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对不法行为说“不”吧！

注释：
1、 高铭喧《中。。。的孕育各诞生》 法律出，1982，6
2、 陈兴良《97刑法丛书。刑法疏义》中公大出。1997，102
3、 高铭喧《刑法修改建议文案》1997
4、 王作富、阮方民《中国法学》199805，《关于新刑法中特别防卫权的规定研究》
5、 朱永德《对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界定》
6、 同2，38
初探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

作者：杨瑞英 Email:ruiney@sohu.com


内容摘要：在传统的民事侵权法律关系中，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在环境侵权中，由于双方在信息掌控，经济实力等方面的现实差距，使得被侵害的权利得不到救济，出现了结果的非公平。环境法以环境社会利益为本位，转变了传统私法中以契约为基础的抽象平等，将人看成具体人，对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弱势主体一方进行倾斜保护。体现在法价值上是要从抽象公平走向实质公平。本文将这种实质公平作为一种新型公平进行研究，重点是通过对这种新型公平关系在环境侵权中实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来构建具体的法律制度，希望能对我国的环境法理论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 环境法 环境侵权 社会法 新型公平关系 实质公平 公益诉讼 归责原则 无过失责任

正文
中外法史中，公法与私法作为相对立的两大法域存在已久，然而，随着新型社会问题的产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已不限于简单的公法上的管理关系及私法中的平等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两者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类社会关系的产生促使了新法域的产生——社会法。市民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社会法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这点在法的价值上体现为：市民法实现了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起点的形式公平，而社会法则要求实现结果的实质公平。环境侵权就是这类新型社会问题的一种，环境法也就成为这个新法域的一支，因而对公平的要求也不同于传统私法而要建立起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
一、 论题界定
（一） 对“环境侵权”的界定
众所周知，随着工业经济的日益发达，环境问题逐渐突显，面对这类新型的社会问题，传统的公法、私法却表现出了无奈：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传统公法无法直接干预这类从私法领域产生的问题；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传统私法也无力解决这类因其自身的价值本位观念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此时，环境法应运而生。因而，环境法的独立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环境侵权作为一类特殊的侵权关系也与传统的民事侵权区别开来，具备自己的特性：其一，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在价值判断上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 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往往伴随正常的经济活动及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的而生，在价值判断上是，属于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活动，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不能象对待民事侵权行为一样完全取消，而应该进行利益衡量；其二，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 这里得不平等指的是侵权关系中的当事人地位而言的，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多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工商企业和企业集团，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农民、渔民、和市民，这也是与传统侵权主体间的平等性互换性完全不同的一点。其三，环境侵权的潜伏性、复杂性、广泛性、间接性，这是因为环境侵权须通过环境介质传播而且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显现。其四，环境侵权兼具公害性、私害性。 传统侵权是典型的“私害”侵权，在环境侵权中不仅有当事双方都确定的私害侵权，更多的是非特定污染者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侵权即公害侵权。基于以上环境侵权的特性，环境法在对传统侵权的个人本位否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本位观念——社会本位，即以社会利益 为环境法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目的。法的本位不同导致对公平的要求和实现方式的各异。本文论述环境侵权中新型公平关系的前提是将环境法定位于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社会法，只有在这种定位下，才能体现环境侵权中的新型公平关系的与众不同和与往不同。
（二） 对“新型公平关系”的界定
首先需要指出，对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主要主张如下：其一，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二，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三，环境法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调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对象之间的相互性、互逆性是形成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人与环境之间不具有这种特性因而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本文论述的新型公平关系也仅限于环境侵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次，本文所指新型公平关系的当事人限于排污者与无端承受环境污染不利后果的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私法以“抽象人”的观念将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置于法律平等的地位，这样表面看来公平价值得到了体现，但这种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公平，污染受害者与排污者基于其社会地位、财力状况、信息掌控等多方面事实不平等的因素，造成污染受害者相对于排污者来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成为弱势群体，这种状况运用在传统私法中只能导致结果的实质不公平。这就要求我们将环境侵权中的当事人关系重新定位以达到实质公平。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力图突破传统私法的表面公平构建环境法实质公平的蓝图，促进环境法理论的发展。
最后，有必要谈一谈这种新型公平关系与环境法上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目前的环境法理论研究中对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涉及颇多，但对这种新型公平关系却涉者廖廖。笔者认为，它们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是从宏观角度研究环境法中的公平；而新型公平关系却从微观角度论证。新型公平关系是实现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为实现环境法上实质公平的终极价值目标，首先要研究这种新型公平关系。
二、 在环境侵权中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 必要性分析
1. 传统法律制度对新型公平关系的缺失，社会现实对新型公平关系的需要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理论，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相一致的，而且只有追求个人利益才会促进社会的利益。 因此，欲促进社会利益必须以最大程度上满足个人利益为前提。这种观念在法律思想上体现为个人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法律无不以保障个人利益为目标，以维护个人意志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绝对化为任务。正是基于法律的个人利益本位观使得个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趋利弊害的原则，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这样，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必考虑社会的利益，也不必考虑其自身的非经济利益，从而造成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顾甚至损害社会利益的种种弊端。可见，传统法律以逻辑起点上的公平导致了结果的非公平，这在环境侵权中体现为：排污者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活动，却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后果，这种不利后果却要由全社会来承担，单个污染受害者由于缺乏起诉资格而被剥夺了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公平救济的权利。有鉴于现实的需要，环境法应顺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对其理论及价值观念作相应的调整，即应由个人利益本位观转向社会利益本位观，由追求起点的表面平等转向追求结果的实质公平。
2. 对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的必要性
倾斜保护主要是指保护弱者，就保护弱者而言，社会法是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及分配利益。这种特殊的标准源于社会“弱者”身份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分配，使这种分配结果有利于具有“弱势身份”的一方。 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基于倾斜保护的原则，对双方实行“不平等”的“差别待遇”，但这种“不平等”是对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本身存在的实质不平等的矫正，以此来实现结果的实质公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对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的必要性。
首先，从污染受害者（即环境社会关系中弱势群体）的角度有倾斜保护的必要性。环境污染具有面积广，时间长，受害者人数众多的特点，一旦有污染的发生，受害者又不能通过传统法律途径得到救济，如果新型制度不对这一缺失进行弥补，很可能会引起广大受害者的不满情绪，甚至会导致受害者的集体运动，这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这一角度看，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很有必要。
其次，从排污者（即环境社会关系中强势主体）的角度看倾斜保护的必要性。如前所述，在环境社会关系中，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由于他们之间的实质不平等，排污者在其中处于强势地位，如果法律不对其作出倾斜性限制规定，排污者就会利用其掌握的财力、信息等使受害者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这显然损害了社会公平。因此，从这一角度看限制强势主体利益、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有其必要性。
最后，从整个社会看其必要性。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并不是为了平均强弱主体的利益，而是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实现了社会的实质公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从而达到经济、社会、环境利益的统一，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打下基础。
3.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对新型公平关系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搞平均主义，反对两极分化，将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这其中就有那些在宽松法律环境下靠排污等成本外溢型行业富裕起来者。扶弱济贫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现在我们应该正视这类实质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在法律上确定实质公平的价值目标，然后再构建实现实质公平的法律制度。
（二） 可行性分析
1. 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主观可行性
环境问题出现之初，人们虽然意识到环境在逐渐恶化，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他们自身权利的侵害，因为在当时单个人对环境没有权利。随着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尤其是几次大的公害事件，污染受害者的人身、财产都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侵害，受害者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救济，但由于制度的落后性，受害者的权益未能得到救济。这种现实状况迫使受害者联合起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公害运动，并逐渐联合成环境保护组织，保护环境反对公害也由自发运动转变到自觉运动。至此，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群体自我保护意识开始得到加强，对新型公平关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
2. 国家对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认识的深化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前提
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权利政治，它主张国家对个人的私生活干预越少越好，政府越小越好，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负责维护社会和平和自由竞争。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的作法，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环境恶化和环境保护运动。在这种情形下，各国逐渐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并在观念上从夜警国家转变成福利国家，国家职能也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这种转变的目的在于 积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公法私法化的原因所在。在环境侵权中这种转变为实行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
3. 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有力后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一定的经济后盾，且不言新型公平关系的实现，恐怕连基本的表面的形式公平都无法实现。现今，我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从物质享受转向精神追求，这一点在环境法上表现为：人们逐渐不满足于传统法律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表面公平，转而追求社会性的实质公平。可见经济后盾为实现新型公平关系提供了可行性。
4. 环保组织的兴起是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经之路
近代个人主义的盛行一方面造就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环境恶化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更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于是，环境侵权关系中的弱势主体集结起来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环保运动。随着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环保运动的展开，环境保护组织也逐渐形成。这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相对于受害者个人来说力量更集中，更有利于与强势主体进行对抗，从而达到矫正现代社会畸形发展所出现的强者——弱者实力显失均衡的状态的目的，保护弱势主体的利益，建立新的公平关系。
三、 新型公平关系在我国环境侵权中的构建
一项制度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不能在具体实践中得到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基于以上对实行新型公平关系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分析，我们应该为新型公平关系构建其实现机制，本文拟从法律原则，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构建。
（一） 法律原则从平等保护转向倾斜保护
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的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不是传统法律中地位平等的主体双方而是有强弱之分的两个群体，这一点决定了对排污者与污染受害者已无法适用“意思自治”、“平等自由”的私法原则来调整；同时也不能采用依法行政的公法原则来调整。由此应该建立环境法独立的法律原则：“保护弱者”和“倾斜立法”。 倾斜保护原则是在环境社会问题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已经定格化为一类特定的社会关系， 只有对利益进行再分配才能得以解决。倾斜保护原则将保护受害者的方式限定在倾斜立法上，在立法层面上对法律保护的利益进行重整，将一部分个别利益（即弱势主体的利益）提升为社会利益，并予以特别的关注。在效果上，倾斜保护原则是以环境侵权关系中当事人地位的实质不平等作为前提，并以这种不平等关系作为规制对象，是以一种不平等的原则矫正不平等的现象，从而使失衡的关系得以恢复，实现社会公平。为了贯彻保护弱者、倾斜立法的原则，环境法应该注重环境纠纷的公众参与与解决机制的作用。例如，西方国家林林总总的环保组织就在环境问题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它们通过制定环境公约，组织集团诉讼，参与环境执法等活动积极促成了环境法保护弱者、倾斜立法基本原则的实现。
任何政策的实行都必须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成为首要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倾斜保护原则一方面使社会弱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也允许当事人有相对的意思自治空间，因此，倾斜保护原则并未将优势者的获利以弱者的“得利”为一般的前提。
（二） 改变传统司法救济模式
传统司法中规定的严格的起诉人资格在环境法中已不适用，环境问题本身的特性要求放宽对起诉人资格的限制同时采用有利于弱势群体利益及社会公益的司法救济方式，这在各国的环境法理论及实践中都有所体现，本部分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意大利学者莫诺·卡佩莱蒂将“为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一波。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由于受害者在经济实力，法律意识，信息掌握等方面与侵害者存在差距，致使受害者在寻求司法救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结果出现了受害者只能忍受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而无力救济的局面，这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为了矫正这种不公平的法律现象，应当为弱势主体提供法律援助，以达到抗衡侵权者的效果，实现社会公平。在我国，目前这样的法律援助相对于日益增多的环境侵权纠纷来说还很少，即使一些法律工作者自愿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但由于资金来源有限，得不到政府有力支持等因素，致使这种援助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为了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政府社会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有力支持，并对提供法律援助者进行专门的环境法理念与技术培训，逐渐形成体系化社会化的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制度，促进中国法律事业的发展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
2.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纠纷从传统民法上的相邻、通风、采光等纯私益性质的纠纷发展到今天已相当广泛，而且早已突破私益的局限，越来越呈现出社会化的特性。这主要是由环境问题在时间上的潜伏性，地域上的广泛性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使得环境纠纷中涉及人员众多、地域分散，有时甚至会出现没有直接影响到单个公民的私益但却影响了国家或社会公益的现象。由于传统司法制度对起诉人资格作了严格限定，使得无人有权对于这类问题要求法律救济，为了保护环境公益，维护社会公平，应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梁慧星教授认为，公益诉讼是指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是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 依此观点，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环境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作为一类新型的诉讼模式，环境公益诉讼应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如下：其一，原告范围拓宽，起诉人资格不应受传统诉讼法的“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原则上，为了社会环境公益任何公民、社团、检察机关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二，诉讼请求范围扩大。因为这里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诉讼请求的范围不应仅限于个人损失的弥补和其权利状态的回复，还要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弥补和保护。其三，起诉人地位的定位。由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起诉人不是或者不全是为了自身的权益，而主要是为了国家、社会公益。那么在性质上，他们有别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以及一般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他们是以公益的名义起诉的，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即使是公民、社团也是代表国家对侵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他们在这种诉讼中就是国家的代表，因而可以借鉴刑事诉讼中“公诉人”的规定来对待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即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起诉人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其四，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环境公益损害的证据具有技术性、专业性强，一般为被告所掌握的特点，所以原告举证比较困难，为了鼓励更多的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将举证责任归于被告。其五，对胜诉原告的补偿及奖励。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社会环境的公共利益有时甚至与私人利益毫无关系，但其提起公益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给予原告适当的奖励，一方面是对原告付出的弥补，另一方面，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违法者而言也是一种制约。这些制度的设定看起来是对环境侵权人的不公平，但其结果却是在不平等的起点上实现了实质的公平，维护了社会公益。
3. 确立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