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城市灯光夜景设置与管理规定

（2003年11月15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3年12月24日昆明市人民政府令第47号公布 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美化市容市貌，营造美丽的春城夜景，塑造昆明新形象，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昆明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昆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建成区范围内的灯光夜景设置与管理，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灯光夜景是指：

（一）建筑物、构筑物外打灯、轮廓灯；

（二）建筑物顶端及立面霓虹灯；

（三）沿街经营性单位（包括个体私营者，下同）夜景照明灯光和门头灯箱、霓虹灯及橱窗装饰灯光；

（四）经营性广告灯光和非经营性广告灯光；

（五）道路、桥梁、广场、河道、公共场所照明灯光及夜景景观灯饰。

第四条 昆明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灯光夜景工作，负责全市灯光夜景工程的规划、监督及检查。

根据昆明市灯光夜景工程实施方案，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的灯光夜景工程和日常管理工作。

市规划、建设、园林、工商、公安、消防、供电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城市灯光夜景工程工作。

第五条 本市灯光夜景的设置与管理遵循统一规划、统一领导、分级实施、全民参与的原则。

鼓励各单位积极安装灯光夜景设施，加强灯光夜景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光源，不断提高灯光夜景设置效果、使用和管理水平。

第六条 灯光夜景照明设施必须按照经批准方案的位置、形式、期限设置安装。

第七条 凡本市10层以上（含10层）高层建筑和重要建筑，必须在顶端设置具有标志性的霓虹灯或经审查登记的广告性霓虹灯。

第八条 城镇沿街经营性单位，经批准设置的经营性亭棚、大中型构筑物、门头的商店招牌，都必须安装装饰照明灯光或经营性广告灯光。

大中型公共建筑、风貌建筑的灯光夜景照明设施的安装，由产权单位负责。

沿街经营性单位的灯光夜景照明设施的安装，由经营者负责。

道路、桥梁、广场、河道、公共场所、花坛、绿地的灯光夜景照明设施的安装，由城管、园林等部门或产权、管理单位负责。

户外经营性广告灯光夜景照明设施的安装，由广告发布单位负责。

非经营性灯光夜景照明设施（含牌匾、字号、单位名称、公益性广告、标志性指示牌）的安装，由使用者负责。

第九条 拟建和在建的大、中型公共建筑、商贸楼的灯光夜景照明设施，必须与建筑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

第十条 任何单位在整修后的街道进行建筑外檐再装修时，其立面灯光装饰必须按照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与外檐装修同步完成。

第十一条 户外经营性广告的设置，应当以霓虹灯、灯箱、电脑喷绘外打灯、电子显示屏、电动翻转等新材料、新技术的形式设计安装。

第十二条 沿街商业经营性单位的门头招牌，应当以霓虹灯、灯箱的形式设计安装，橱窗应设置灯光装饰。

第十三条 凡安装灯光夜景照明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设置防火、防漏电等安全设施。

第十四条 道路、桥梁、广场、河道、公共场所的照明设施是灯光夜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逐步改造完善，提高灯光夜景装饰效果。

第十五条 灯光夜景照明设施由产权单位或个人（以下称责任单位）负责日常维护和管理，并服从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安排，逐步进入灯光控制中心，实行统一开启和关闭。

第十六条 责任单位改变、移动、拆除灯光夜景照明设施时，必须报经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灯光夜景的开启时间为：冬、春两季不得晚于19时30分，夏、秋两季不得晚于20时；关闭时间为：冬、春两季不得早于22时，夏、秋两季不得早于22时30分。

第十八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经营性广告灯光，沿街经营性单位的牌匾、字号、橱窗的装饰性灯光以及人行天桥的灯光夜景必须每日按时开启。

东风广场、金马碧鸡广场、近日公园、南屏街周边的标志性建筑、大中型建筑和春城路沿线的灯光夜景必须每日按时开启。

二环路以内的其它大中型建筑的灯光夜景必须在法定节假日按时开启。

立交桥的桥墩灯光必须每日开启，护栏灯光必须在法定节假日按时开启。

河道沿岸桥梁的装饰灯光必须每日按时开启，堤岸两侧的灯光必须在法定节假日按时开启。

各类灯光夜景的设置单位可提前开灯，延迟关灯。

第十九条 组织全市性重大活动或迎接重要外宾需要临时开放灯光夜景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安排，按照要求的时间开启和关闭。

第二十条 灯光夜景采取设置专用电表与核定用电基数相结合的方式计量。由灯光夜景的设置单位提出申请，经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后，由供电部门设置专用电表，设置专用电表确有困难的，经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供电部门确认后，由供电部门核定用电基数。

第二十一条 灯光夜景用电按非居民照明用电的优惠电价计价收费（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未确认的商业广告灯光用电除外），费用由灯光夜景的设置单位承担。

不得将灯光夜景用电转为其他用途。

第二十二条 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灯光夜景的检查和监督，各设置单位对灯光夜景应设专人管理，保持灯光夜景设施的完好，定期检修、维护和更新，出现故障或损坏时，要及时修复，确保灯光夜景安全、完好、运行正常。

第二十三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应爱护灯光夜景设施，对损毁灯光夜景设施的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一千元罚款，并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警告和责令限期改正；对拒绝改正或逾期不改的，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对违反本规定拒不安装灯光夜景照明设施的，责令限期安装，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二）不按规定时间启闭灯光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灯光图案断亮、残缺或设备损坏，局部或整体不亮的，不及时维修或更换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对不按规定的位置、形式、期限安装灯光夜景照明设施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强行拆除，处以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对擅自改变、移动、拆除灯光夜景照明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将灯光夜景用电转为其他用途的，按《电力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拒绝、阻碍城市管理工作人员、城建管理监察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城市灯光夜景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在工作中有下列行为的，给予警告、记过、开除等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一）不履行灯光夜景管理工作职责的；

（二）不文明执法和在执法中违反规定乱收费、乱罚款的；

（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四）违反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原昆政发[1999]4号《昆明市城市灯光夜景设置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保护与打击的对抗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相背离。从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从罪刑人定到罪刑法定，保护观念的改变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保护与打击的对抗仍然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主题。

关键词：

打击、保护、人权

引言：

所谓打击，即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从而有效打击犯罪。本文所称之保护，特指保护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轻罪不被重判，有罪的人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保护与打击的争议古亦有之，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荀子就曾指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有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1]与秦国商鞅变法时颁布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2]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世界各国历史以来也较多的是重打击、轻保护，以维护人吃人的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秩序。但随着西方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出现与发展，法律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保障人权上。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随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问世，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世界上形成了普遍共识。但打击与保护的对抗仍在继续，因为过多地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疑会增加办案难度，使诸多犯罪因证据难以收集而无法及时得到查处、惩治，进而使人民不满，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故限制权力为司法机关所不欲也。可喜的是，面对重重压力，新刑诉法在保护人权方面还是有诸多突破，笔者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并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与该公约接轨，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最具标志性的是2004年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但遗憾的，该公约第十四条“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之规定所确立的沉默权，也是倍受争议的制度仍未能在此次修改中确立，可见“保护”的确立之路还很漫长。

二、侦查阶段即可委托辩护人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3]。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4]，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三、明确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和证人强制出庭作证

（一）明确举证责任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当然，在一进一退之中，为降低办案难度，打好心理战，新刑诉法增加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从而引导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有些类似西方的“诉辩交易”，也为下一步修改确立沉默权铺平了道路。

（二）非法证据排除

原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旧法第四十三条），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言外之意，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堵死了这一空间，且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即不仅堵死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使用非法证据的空间，还堵死了法院使用的空间。同时，还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以上两个方面，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三）证人（含鉴定人）强制出庭作证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加上前面两个方面的修改，无疑为侦查机关添加了枷锁，使办案难度增加，一进一退之间，为保障打击的有效性，新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5]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四、各阶段办案期限有所延长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权重增加，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使原本就有些捉襟见肘的各阶段办案期限更加紧张和不足，故新法对诸多阶段的办案期限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