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开采管理规定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政府
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林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开采管理规定的通知
玉政发〔2005〕1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玉林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开采管理规定》已经市二届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玉林市人民政府
二OO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玉林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开采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保护和合理利用玉林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资源，保障城市和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及国务院《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凡在玉林市城市规划区范围采用机械取用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玉林市市区、近郊区及因玉林市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按玉林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本规定所称地下水是指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地壳岩石或土壤空隙（孔隙、裂隙、溶洞）中的水。河床渗透水属地下水范畴。
第三条 玉林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开采的管理工作按照职责分工，实行部门分工负责制，分别由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指玉州区、福绵管理区，下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位于当地的地下水开采规划、取水许可的实施和监督工作。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开采取水许可申请的审核工作。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地下水井作地质灾害危险性的评估，并负责对过量开采地下水导致地质灾害的调查、处理等工作。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地下水水质实施监测。〖HTH〗
第四条 玉林市城市规划区地下岩溶发育强烈，地下水补给少，过量开采地下水容易发生地下塌陷，必须严格控制地下水的开采。地下水开采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开发、科学利用、严格保护的方针，并坚持采补平衡的原则。
第五条 依法可取用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要改造工艺，积极采用节水技术和节水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减少污水排量，大力开展节约用水，杜绝浪费。
第六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各相关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流域或者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玉林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玉林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规划按程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各相关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本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水质、水量的勘察和评价，建设地下水管理系统和监测网络，掌握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变化情况，为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依据。第八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年度计划开采总量、井点布局和取水层的确定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和本市的水文地质条件，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各相关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确定。地下水取水许可不得超过本市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年度计划可采总量，并应当符合井点总体布局和取水层位的要求。
第九条 在城市地下水超采区，应当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不得扩大取水。禁止在没有回灌措施的地下水超采区取水。地下水超采区和禁止取水区，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各相关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建设、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水利、建设和国土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划定，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自来水供水管网已覆盖的区域，严格限制单位和个人使用自备水源。对经有关部门论证认定存在因抽取地下水会产生地质灾害的地区，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封填现有水井，并不再审批新建自备水源。对自来水管网未覆盖的区域在接通自来水管道前，可保留取用地下水的取水井；在自来水管道接通后，按前款规定处理。自来水供应企业，要为封填地下水井的单位、个人安装供水管道，提供必要的服务。
第十一条 对确实需要使用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应先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签署意见后，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办理取水许可申请审批程序根据《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以及有关水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取水许可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提出取水许可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名称、姓名、地址；
（二）取水起始时间及期限；
（三）取水目的、取水量、年内各月的用水量、保证率等； （四）申请理由；
（五）水源及取水地点；
（六）取水方式；
（七）节水措施；
（八）退水地点和退水中所含主要污染物以及污水处理措施；
（九）应当具备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申请取用城市规划区地下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一般不予审核同意；
（一）城市供水管网已覆盖的地区；
（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不到40%的；
（三）地下水已严重超采，地面已明显出现沉降的地区和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地区（易发生地面塌陷、沉降，岩溶发育强烈的区域等）；
（四）地下水已受到严重污染的地区；
（五）城市商业区和旧城的居民密集区；
（六）影响建筑物安全的地区；
（七）城市集中供水水源地的防护区和城市规划确定的公共供水水源发展区；
（八）其他不宜取用地下水的地区。
第十四条 地下水取水许可申请经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方可凿井，成井后经过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测定，核定取水量，经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由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取水许可证。
第十五条 取水许可申请经审查批准并取得取水许可证的，载入取水许可登记簿，定期公告。
第十六条 对取水许可申请不予批准时，申请人认为取水许可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其权限，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应对取水许可证持有人（以下简称持证人）的取水量予以核减或者限制：
（一）由于自然原因等使水源不能满足本地区正常供水的；
（二）地下水严重超采或者因地下水开采引起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
（三）社会总取水量增加而又无法另得水源的；
（四）产品、产量或者生产工艺发生变化使取水量发生变化的；（五）出现需要核减或者限制取水量的其他特殊情况的。
第十八条 因自然原因等需要更改取水地点的，按重新取水许可办理。
第十九条 取水许可证不得转让。取水期满，取水许可证自行失效。需要延长取水期限的，应当在距期满九十日前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原批准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第二十条 持证人应当依照取水许可证的规定取水。持证人应当在每年开始取水前向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建设、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年度用水计划，并在下一年度的第一个月份报送用水总结。持证人必须安装计量设施，按照规定填报取水报表。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取水情况时，持证人应当予以协助，如实提供取水量测定数据等有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兴建地下工程和进行勘察钻探的单位，应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做好不同含水层的止水封隔工作，防止破坏和污染城市地下水。
第二十二条 对水耗超过规定标准的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建设、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进或者改正。期满无正当理由仍未达到规定要求的，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应根据规定的用水标准核减其取水量。《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另有规定的按照该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连续停止取水满一年的，由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核查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吊销其取水许可证。但是，由于不可抗力或者进行重大技术改造等造成连续停止取水满一年的，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不予吊销取水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纠正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吊销取水许可证。
（一）未按规定取水的；
（二）未按规定装置计量设施的；
（三）拒绝提供取水量测定数据等有关资料或者提供假资料的；（四）拒不执行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取水量核减或者限制决定的；
（五）将依照取水许可证取得的水，非法转售的。
第二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由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取水。
第二十六条 转让取水许可证的，由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取水许可证、没收非法所得。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的规定取水，给他人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取水许可证及取水许可申请书的格式，按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样式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中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指玉林市管辖的玉林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取水井所在地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由市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各县（市）的城市（城镇）规划区地下水开采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任茂菊不服重庆市渝中区劳动局工伤性质认定案
金代权 彭英
[案情]
原告：任茂菊，女，汉族，1974年5月10日出生，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渝中区支行职工，住重庆市江北区金沙打铁街91号。
被告：重庆市渝中区劳动局（以下简称“区劳动局”）。地址：渝中区金汤街74号。
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渝中区支行（以下简称渝中区建行）。地址：渝中区民安路。
第三人渝中区建行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商业银行，原告任茂菊系其储蓄科聘用职工，双方签有劳动合同书。1998年4月10日，任茂菊所在储蓄科在科长带领下，集体到成都银厂沟春游。副科长郭忠文联系支行驾驶员王立进，驾驶该行渝A15746丰田旅行车，带领储蓄科职工14人，于下午五点过从单位出发。车过成渝高速公路白市驿收费站后，郭忠文主动要求驾车。当车行至成渝高速公路193公里处时，因躲避前方标志，与右护栏相撞翻滚，造成重伤三人，轻伤一人的交通事故。任茂菊受重伤，经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诊断为骨盆骨折，右髋关节后脱位伴股骨头骨折，T12椎体压缩性骨折，头皮及全身多处软组织挫裂伤，右髋创伤性关节炎。郭忠文因违反支行纪律，擅自组织春游，造成交通事故，被第三人渝中区建行给予行政记过处分。1999年4月，任茂菊向被告区劳动局申请工伤性质认定，区劳动局经调查，认为任茂菊受伤不符合劳动部（1996）266号文件即《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劳险NO417号工伤性质认定书，认定任茂菊受伤不应认定为工伤。任茂菊不服，申请复议。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复议，维持原认定结论。为此，任茂菊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任茂菊诉称：我系渝中区建行储蓄科职工，下派储蓄所锻炼。1998年4月10日，科里组织到成都春游，通知我必须回科参加活动，我说有事请假，未准。在旅途中发生车祸，我受重伤。向区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区劳动局作出我受伤不属工伤的认定结论。区劳动局适用《试行办法》第八条是错误的，应当适用重庆市人事局渝人发（1997）75号《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公伤亡认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二条（二）款七项。因此请求判决撤销区劳动局对我受伤不认定为工伤的结论。
被告区劳动局辩称：储蓄科职工未经行领导批准，私自组织春游，并非参观学习，任茂菊在此次活动中受伤，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我局劳险NO417号认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决维持。
第三人渝中区建行认为：我行储蓄科部分同志在科长组织下，未经行领导批准，动用支行车辆私自外出春游，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我行已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任茂菊在春游途中遇车祸受伤，不具备认定为工伤的条件，区劳动局所作结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决维持。
[审判]
渝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渝中区建行储蓄科未经行领导批准，擅自动用支行车辆外出旅游，途中遭遇车祸，虽属不幸，但该次活动不具备公务性质，原告任茂菊受伤不符合《试行办法》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被告区劳动局认定原告任茂菊受伤不属于工伤范围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任茂菊提出其本人不愿参加这次活动，而被科长郭忠文强行要求参加，且自己并不知道这次活动系科长未经行领导同意的行为，因有充分证据证明此次活动确系科里组织的活动，故即使原告不知情，也不能否定科里擅自行动这一事实。关于本案适用法律问题，渝中区建行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并非行政事业单位，故原告提出本案应适用重庆市人事局《暂行办法》，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据《试行办法》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1年9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
维持渝中区劳动局作出的劳险NO417号对任茂菊受伤不认定为工伤的性质认定。
一审宣判后，任茂菊不服，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称：原审认定的事实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符。1、1998年4月10日全科到成都春游是科长郭忠文、沈蓉组织安排的集体活动，不是私自相约和自发性的个人行为，我参加单位集体活动受伤，应参照重庆市人事局渝人发（1997）75号文认定为工伤；2、这次活动安排在上班时间；3、这次活动经费绝大部份是储蓄科奖金，具有福利性质，且用的是单位运钞车和专职司机；4、重大交通事故的起因是科长郭忠文违规擅自驾车。
被上诉人区劳动局辩称：任茂菊受伤不符合《试行办法》第八条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渝中区建行辩称：1、我行储蓄科部分职工私下邀约，自发组织的这次活动，未经行领导同意，是部分人的私自行为，非单位组织的活动；2、上车地点是华一坡，且大部份人是六点以后走的，说明他们不是因公活动，而是利用休息时间邀约到成都玩耍，因而任茂菊在这次活动中受伤不应认定为工伤。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998年4月10日，渝中区建行储蓄科由科长带队集体到成都银厂沟春游系全科性的集体活动，不是任茂菊与他人相约外出春游的私人行为。外出春游使用的车辆是支行的运钞车。对于储蓄科搞集体活动是否要向行领导请示、汇报，是否可以私自运用单位的运钞车春游，这是渝中区建行内部管理的问题，不能以此为由认为该活动为私人行为。上诉人任茂菊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无任何过错责任，受重伤显然无辜。《试行办法》系劳动部的规范性文件，是工伤性质认定案件可参照的规范性文件，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规章规定。《试行办法》未穷尽所有工伤性质认定的情形，且试行后未作修改，必须结合具体受伤者的情况认定工伤性质。本案上诉人任茂菊是在参加科里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至于组织这次活动的科长是否向支行领导汇报，车辆是否经行里指派，作为一般职工的任茂菊不可能知晓，她仅是去参加集体活动的一员。并且，任茂菊向科长请假，未准许，这也说明是一种组织活动。因而被上诉人渝中区建行辩称此次春游未经行领导同意，是部分人的私自行为，不是单位组织的活动的理由不成立。重庆市人事局渝人发（1997）75号文《暂行办法》规定：“参加本单位或上级组织的文体比赛、集体活动时造成伤亡应认定为工伤。”被上诉人渝中区建行以前也是事业单位，人权应是平等的，可参照上述规定认定为工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渝中区劳动局对《试行办法》中未列举的受伤情形认为均不能作为工伤认定的理解有误，未考虑本案具体情况，错误适用《试行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原判以此次活动不具备公务性质，不符合《试行办法》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而维持了渝中区劳动局对任茂菊受伤认定为非工伤的性质的认定，显属不当。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弱势群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二）项的规定，于2002年4月3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渝中区人民法院（2001）中区行初字第51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渝中区劳动局2001年5月23日所作出的劳险NO417号对任茂菊受伤认定为非工伤的性质认定。
三、限渝中区劳动局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对任茂菊作出工伤性质认定。
[评析]
这是一件新类型的工伤性质认定案件。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均存在较大争议，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伤亡应否认定为工伤。现仅就该争议焦点浅析如下。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伤亡不应认定为工伤。理由是：1、从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上看，对于企业职工的工伤性质认定主要适用的是劳动部的《试行办法》。该办法第八条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对工伤范围及其认定作出了规定：该条第（一）至（九）项采用了列举式，其中并不包括参加单位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这一项；作为兜底条款的第（十）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是劳动部兼顾工伤情况的多样性和立法的有限性所作的技术性处理。从目前对企业工伤性质认定没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该项条款实际上是排除了该条第（一）至（九）项以外的一切情形。2、从法律规范的适用对象上看，企业工伤性质认定的法律规范只有劳动部的《试行办法》。虽然重庆市人事局《暂行办法》规定：“参加本单位或上级组织的文体比赛、集体活动时造成伤亡应认定为工伤”，但该办法适用对象是“本市党政机关、行政机关、权利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社会群众团体、全民、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根据行政法的法定原则，该《暂行办法》不能适用于企业职工。3、从本案实际上看，代表组织的活动应是渝中区建行，不是其内设机构储蓄科。内设机构储蓄科的行为不能代表渝中区建行的行为。对这种内设机构的行为，应按谁组织谁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则处理，如果不是这样，单位就可能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承担过于广泛的法律责任，有违公正原则。就本案来说，储蓄科长组织该科的春游，未经建行领导的批准，是一种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在此次春游中造成任茂菊伤残，应由储蓄科长个人负责，而不应由单位渝中区建行承担，任茂菊完全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向储蓄科长个人索取赔偿，获得救济。因此，对该次活动，应认定不具备公务性质，在非公务性质活动中受伤的任茂菊，虽其本人没有任何过错，但不能认定为工伤。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将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的伤亡认定为工伤。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是：
（一）《试行办法》的法律条文无明文规定，可适用法律原则和精神来指导和规范。
现行认定工伤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试行办法》等规定，其中对企业职工工伤性质认定作出具体规定的只有《试行办法》，法源相当不足。正如前面第一种观点所述，《试行办法》没有将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的伤亡纳入工伤性质认定范围。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此种情况不能认定为工伤的理由。因为与现代国家行政管理具有的专业性、技术性及适应性、多变性等因素相比，法律条文的有限、有条件和相对稳定的特性使得我国的立法现在无法跟上需要，立法中的空白地带大量存在，且制定法和法律文件的用语也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故在对“行政的法定性”的理解上，不能机械地认为必须要有具体法律规则为依据，实质上“依法行政之‘法’不仅应包括法律规范，还应包括法律的一般原则以及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①。目前工伤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法条不可能包罗万象，无一遗漏地进行列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因为规范性文件，即《试行办法》的具体条文没有对某种情况加以列举，就以“于法无据”而拒之门外，而是应当结合有关工伤保护的法律原则、法律目的或法条背后所隐含的法律精神、法律价值来进行认定。
（二）工伤性质认定的法律原则和精神。
所谓工伤，是指职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执行职务而受到的意外伤害。我国工伤保护的立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劳动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摆在立法宗旨的第一位。这些足以可见，我国在劳动立法方面为实现平等，针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同地位赋予了他们不对等的权利义务，法律重在保护与用人单位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据此，属于劳动保护组成部分的工伤保护的首要法律原则和精神应该是：最大可能的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后能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
（三）根据工伤性质认定的法律原则和精神，在企业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受伤应属于工伤保护范围。
从字面意思理解，工伤理应只发生在工作中。但笔者认为，这是对工伤的狭义理解，从上述工伤保护的法律原则和精神来看，其重心是保障无恶意劳动者在劳动中伤亡后能获得救济，所以对于工伤，应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劳动者利益的角度进行宽泛理解，即扩展到发生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而生产劳动过程应包括工作中和进行与工作相关事务的活动。而企业组织的集体活动就属于此处所说的与工作密不可分，甚至贯穿于工作中的相关事项。这种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特点，生产要求开展的集体活动较之于职工私下相约活动，更具有指导性；更能加强职工之间的团结和睦，增强员工凝聚力；更能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归根到底，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并且某些集体活动还是职工休息权得以保障和享受福利待遇的体现，是单位必须予以组织的。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单位通常在工作中、工作之余都要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体活动，以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局面，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在参加应工作需要而广泛存在的集体活动（某些活动还带有一定强制性）中伤亡，却不能一视同仁，认定为工伤，享受同等待遇，而是让职工个人来承担风险，这明显加重了无恶意劳动者的义务，不仅显失公正，而且不符合我国工伤保护的法律精神，不利于监督企业在开展集体活动时尽到谨慎义务，集体活动也将无法继续开展。
综上所述，劳动部《试行办法》未将企业职工参加本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时造成的伤亡认定为工伤，是其滞后的表现。其与同属规范性文件的重庆市人事局《暂行办法》相比，后者将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受伤纳入应认定为工伤的范围，比前者更具有突破性。虽然本案任茂菊属于企业职工，不能适用《暂行办法》的规定，但是根据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立法精神，企业工作人员与党政机关、全民、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有的劳动权利和负有的劳动义务应是一致的。故企业职工在类似情况中受伤，也应认定为工伤。并且本案被告渝中区建行以前也是事业单位，仅仅因为改制为企业，职工在同样的情况下，以前可享受工伤待遇，以后则不能，与理与法不符。
（四）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的性质。
企业职工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时伤亡，应被认定为工伤，这是以上已论证的问题。但是任茂菊参加的集体活动存在特殊性，即活动在形式上是由储蓄科组织的，而非渝中区建行，这就涉及对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如何认识的问题。笔者认为内设机构组织的集体活动能否视为单位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单位具体情况而定。理由是：单位作为一个大集体，其不可能事无巨细，只由一个部门进行管理，为降低管理成本，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单位必须授权内部不同的部门分别行使管理权力。这种职务授权包括工作职权，同时也包括对工作相关事务的管理权，例如对集体活动的组织。在这种分工合作的情况下，内设机构的活动不能一概视为单位行为，应区别对待：1、如果单位对内设机构的职务授权（包括内容和程序）明确，并且对职工公布过，那么，内设机构如若超出单位授权范围擅自行为，其职工是应当知晓的，在应当知道非单位组织活动的情况下，职工仍参加该次活动，应视为职工的私人行为；2、如果单位职务授权不明确或未向职工公布，那么即使是内设机构擅自组织的活动，只要参与活动的一般职工在无过错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是单位组织的活动，则借用民法中“表见代理”理论，单位应对该次集体活动承担责任。因为在内设机构是否有权组织集体活动方面，作为“善意相对人”的一般职工，较之单位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为平衡双方利益，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应在此种情况下加重单位的责任；且授权不明，责任在单位，所以风险理应由单位承担。任茂菊参加的这次集体活动，是由科长组织的全科性活动，使用的是支行运钞车，具有强制性（不允许请假），这些表象在渝中区建行内部管理不甚明确的情况下，足以使无任何过错的任茂菊相信是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故本案储蓄科组织的活动应视为渝中区建行组织的集体活动，任茂菊的受伤行为应认定为工伤。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①引自应松年著《依法行政读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