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

吴莹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案件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也在逐年增多。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对于妥善处理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妥善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不但可以恰当地惩罚犯罪，又可以最小的化解刑罚的负面效应，平息诉讼双方的矛盾，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然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面临着诸如当事人的合意与国家强制、惩罚性与补偿性、公权与私权等方面的价值冲突。如何恰当地处理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的关系，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作为一名刑事法官当前应当深刻探讨问题。

　　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必要性

　　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可否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法律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附带民案件调解，促成被告人积极赔偿或其亲属自愿代偿的，可以酌情处罚，主要理由是：第一，行为人犯罪前后的行为，前后的行为表现属酌定量刑情节。被告人犯罪后经法院调解积极赔偿或要求亲属为其代偿，证明其悔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相对不深，故可对其从轻处罚；第二，赔偿及时有利于抚慰被害人，化解社会矛盾。如果将赔偿与否作为一个量刑情节，有利于促进被害人积极赔偿，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尽快的弥补。
　　另一种认为不能因为民事赔偿而从轻或减轻刑罚，也不能加重刑罚代替赔偿。主要理由是：第一，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内容及目的与意义都是很不同的。刑事责任是惩罚性的法律责任。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真正弥补受害人的物质损失。民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民法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是赔偿性的法律责任。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究的责任是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双重责任。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对犯罪进行惩罚，而追究民事责任的目的主要在于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补救，二者不能互相代替；第二，容易引起负面效应，使人们形成犯了罪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刑赎罪的误解，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认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经法院调解，被告人积极赔偿或其家属积极自愿代为偿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笔者认为其存在的合理理由主要在以下几点：
　　一是此观点存在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明确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亲属主动为被告人退缴赃款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中的第4条规定：“属于以上三种情况，已作了退赔的，均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二是政策依据。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社会的最高理念，赔偿部分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刑事处罚只能起到社会警示及惩罚作用，并不能实在的解决根本的矛盾，更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和谐。这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的政策基础。另外，《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要求，被告人的民事赔偿情况可以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
　　三是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而危害性的大小是由主客观两方面决定的，被告人犯罪后经法院调解积极对被害人赔偿表明其对自己的犯罪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有很好的悔罪表现，主观恶性相对比较小。
　　四是有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刑罚的功能体现在很多方面，补偿功能是刑罚的功能之一。被害人因受到犯罪的侵害而在物质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因而要通过刑罚对犯罪分子的适用，一方面惩罚犯罪人，另一方面使物质损失得到补偿。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所以说有限度地、恰当的将被告人赔偿与量刑挂钩，是有必要和可行的。
　　五是符合司法实践的本质要求。现在法院判案简单，执行困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一般当即便可以执行，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补偿，这样便克服了执行难的问题。法官在定罪量刑时，重视的是被告人违法犯罪，国家对其施之刑罚。而很少考虑被害人的因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多数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判决只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法律“欠条”，被害人的损失无法弥补。像是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一旦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几乎100%无法执行。通过调解减轻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促成被告人积极赔偿或要求亲属为其代偿，可以非常有效的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调解结案的，有利于公法对被告人的积极认同。有利于私法对被害人的最大保护。法院利用调解作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情节的条件，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被告人及其亲属的积极性参与到调解中来。在司法实践中，很大一部分被告人都没有赔偿能力，而且身陷囹圄，无法真正完成赔偿，而由其亲属自愿的赔偿，大大的提高了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成功率，体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与量刑的多元价值冲突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促成被告人积极赔偿或其亲属自愿代偿，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解决了所有的纠纷，在审判实践中尚存在着许多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
　　一是表现在当事人的合意与国家强制的冲突。刑罚主要体现的是其公共特性，而并不纯粹是私人的制度。因而，被害人可以放弃或者争取的，只能是其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其无权放弃的。同时，有的犯罪具有严重的危害性而不可能因调解而从轻处罚，或者不能因为调解的达成达到被告人及其家属所想象的结果。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调解的自愿原则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主要体现在，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并不平等。被告人不是自由人，他的想法是早点得到自由，重新回归社会，而被害人的想法则是，被告人如果不能达成其能够容忍的度，将建议法律对其严惩。如果强调合意而忽视强制，则确有放纵犯罪，破坏秩序之虞，法律权威则更难树立。如果只强调强制，而忽视合意，则不利于被告人积极认罪，不利于抚慰被害人，化解矛盾。被告人要想得到从轻处罚，他要尽量的满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这样便会导致被害人有可能漫天要价，被告人接受调解往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的付出却很难说是被告人真正地心甘情愿付出的。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地位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尤其是作为被告的一方更是经常处于劣势。劣势地位的产生往往有如下一些原因：一是被关押的被告在信息的获取上远远比不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方或自诉人，因而对自己的行为性质，行为后果缺乏比较正确的认识和估计；二是刑事被告对刑事处罚往往有一种畏惧感，心理压力大，有时甚至错误寄希望于调解能减轻自己的刑事处罚，特别是自诉案件。由于调解结案能产生自诉人撤回起诉的法律效果，一撤诉自然刑事诉讼也就撤了，因此处于劣势的被告人往往用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刑罚；三是由于法官的自觉或不自觉施加的影响，如法官往往将被告人接受调解作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的一个表现或作为标准，因此常常暗示被告人如能接受调解将在量刑是予以轻判，而这种“优惠”的反面就是如果被告人能接受调解将可能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在这种隐形“威胁”之下被告人地位还能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或自诉人平等吗？地位的不平等必然造成调解的不自愿，而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又往往会抱一种乘人之危的想法以被告人刑事责任相要挟，并漫天要价，分厘不让，最后被告人无奈之下只好尽量达成协议。
　　（二）惩罚性与补偿性的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即对民事赔偿部分进行调解，使被害人得到及时的物质赔偿，同时，给予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承诺与处理。这样就形成了刑事惩罚性与民事赔偿性的冲突。刑事责任是根据被告人的罚责相适应而适于刑罚，具有惩罚性，是对社会的责任。而民事责任是根据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的财产和人身施加以损害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是赔偿性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作为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二者不能互相代替。然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与被告人的量刑挂钩，无疑形成了惩罚性与赔偿性的冲突。
　　（三）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犯罪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侵犯，即便是存在被害人的情形时，也认为是对整个社会的侵犯，而非简单地对个人的侵犯。因此，只有国家对该犯罪行为提起公诉，才允许私人就其民事赔偿部分提出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我国诉讼法上有一众所周知的原则，“刑事先于民事”，即当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涉嫌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将其移送到有权机关。在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将民事赔偿部分的启动置于刑事审判中，排除了民事赔偿先于刑事审判的可能，所体现的价值目标就是维护公权利的刑事程序的价值高于维护私权利的民事赔偿程序。然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对被害人的私人利益进行维护和保障。似乎背离了公权利在价值评价上的优先性。强调公权优先的确在较大程度上维护社会利益，有利于打击犯罪。但这种制度设定的最明显缺陷在于，在刑事追究不能发动，私权救济也无法启动。如犯罪嫌疑人潜逃长期不能归案或犯罪嫌疑人未进入诉讼程序即告死亡时，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犯罪事实，但刑事追究仍无法启动或不再启动，附带民事诉讼便无从提起。即使进入了诉讼程序，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上，公权力优先的原则仍然贯穿于整个程序之中。在刑事诉讼中，虽然为了保障控辩双方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力量不致过于悬殊，法律赋予了被告人诸多的权利，但在同一过程中，被害人的权益却往往被忽视。从理论上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公权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个人利益相一致。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无权自主选择自己信任的公诉人，也无权因对刑事部分认定的事实存有异议而提起上诉，这就会使得被害人及其家属怀疑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显然，作为当事人，被害人的权利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下，其权利并未获得有效的尊重。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范围仅仅限于“直接的且为物质的”损害，而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间接的、非物质的损害也可以作为赔偿的内容，二者的赔偿范围也很有不同。这就造成了使得虽然是附带民事诉讼，也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却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判决结果。
　　（四）法官自由裁量与法制的统一的冲突。为了加快民事部分的审理，不因其导致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实践中法院往往在判决之前对附带民事诉讼先行调解。尽管被告人及其亲属为争取将来的刑事审判中可以从轻量刑，往往倾其所有，以满足被害人的要求。但调解与被告人实际认罪状态是否一致，是否在量刑中有减轻处理以及减轻的幅度等，法律上均未予明确，同样达成调解协议且具有相同量刑情节的案件可能因这种不明确造成地区间的不均衡量刑。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主要是以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物质赔偿为内容，经济上有优势的人就可以通过金钱使法官作出有利于调解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会成为有钱人逃避罪责的“安全通道”。其实，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并非被告人、被害人之间的私了，而是在被告人的犯罪性质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在法院主持下、在相关人员参与下，共同解决对被告人的量刑以及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由于参与者众多，加之程序公开透明，并以获得共识为目标，所以，应该会有利于当事人对法制的认同。

三、对构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民事部分调解与量刑的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准确把握附民案件调解的基本原则与量刑的度。要准确把握调解与量刑的度，通过调解与量刑相结合，实现案结事了的目的。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克服违背调解制度设置初衷的倾向：一是重调而无原则从轻量刑。要注意避免为了追求调解成功率，而无原则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否则，则不利于打击犯罪，无法树立法制权威。二是重量刑而轻调解。忽视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功能和作用，强调罪责相适应的公正性和威严性，在主持调解过程中，走调解过场，不能真正考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为被害人及被告人的实际情况考虑，只注重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案，将民事赔偿问题推向民事庭审理。
　　（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从轻处罚的范围。刑事犯罪讲究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故而在适用民事部分达成协议，对被告人酌定从轻量刑上，法律规定上应该规定一定的适用范围。这样既能体现法律的公正，又能有效的避免“花钱买刑”的现象发生。
　　（三）进一步完善刑附民事诉讼调解的配套制度。现行法律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简单，而对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一些矛盾冲突又未能加以规范和协调，导致办案人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些无所适从。因此，笔者认为应从立法上进一步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程序，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制度作出详尽的规定，不仅要明确调解的范围、程序、原则、效力等，同时，尤其要对调解后不履行协议的行为要作出处罚性规定，以保障调解协议的效力和效果。另外，应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在法律上明确规定附民案件中的被告人有权向被害人提出反诉，并相应规定一系列制度加以规范具体的审判实务。还应落实必要的司法救助手段,促进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在审理附民案件中,如果发现原告人（即被害方）因客观原因不能举证，应及时向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提出司法建议，建议给予原告必要、及时的法律援助，对被告人被羁押的重大案件，人民法院也应向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提出司法建议，给予被告人必要的法律援助，以保障其能在附民诉讼地位上得到真正的平等。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吴莹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高检发[2002]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00二年十一月六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为保障和促进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推进新世纪检察事业的发展，必须大力加强检察经费保障工作。为此，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做好检察经费保障工作的重大意义
　　１．做好检察经费保障工作，是做好检察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检察经费保障工作，是检察机关以经费为基础的各项物质保障工作的总称。经费和物质装备，是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工作的物质基础。各级检察院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经费保障工作对于保障检察机关全面、正确、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促进检察事业健康、顺利发展的重大意义，解放思想，加大力度，增强做好检察经费保障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２．检察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强检察经费保障工作。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检察工作也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有利时机。今后一个时期，各级检察机关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强化监督、公正执法”为主题，突出抓好维护社会稳定、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强化诉讼监督三项重点工作，推进检察改革，提高队伍素质，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日益繁重的任务，对经费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３．检察经费保障工作面临着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费和物质条件不断有所改善。尤其是１９９８年党中央作出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计划部门按照中办发［１９９８］３０号文件的要求，加大了对检察机关的经费投入。但总的看，检察经费保障工作与检察事业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经费不足、装备短缺、科技含量低、基础设施落后，仍然是制约检察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４．加强检察经费保障工作面临着良好机遇。这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政法（检察）经费保障问题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中央财政部门在不断加大检察经费投入的同时，也已着手研究解决政法（检察）经费保障机制问题。各级检察机关要抓住机遇，克服困难，乘势而上，开拓进取，努力把检察经费保障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推动检察经费保障工作的健康发展
　　５．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为检察工作大局服务的意识。经费保障工作，必须以检察业务工作的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紧紧围绕检察工作中心任务订规划、提要求，实现“服务到位，保障有力”的总要求。
　　６．坚持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充分依靠党委、政府的支持。要坚决贯彻“四条禁令”、“九条卡死”、“收支两条线”的规定。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出现什么困难，解决经费问题都必须走正道，不许走歪道；坚决吃“皇粮”，不许吃“杂粮”。绝不能以损害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形象为代价，求得经费困难问题的暂时缓解。
　　７．坚持面向基层，牢固树立为基层服务的意识。检察机关８０％的人员在基层，８０％的业务量在基层，８０％的经费困难问题也在基层。在坚持“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的前提下，上级检察院要加大对下支持和指导的力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８．坚持发展眼光，牢固树立“科技强检”的指导思想。当今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检察工作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必须紧跟科技潮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提高检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向科技要战斗力。各级检察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大中城市加快科技强检步伐的决定》，推动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进程。


　　三、以深入贯彻落实３０号文件为主线，积极有效地争取支持，加大检察经费投入
　　９．全面贯彻落实３０号文件的各项规定，提高检察经费供给的总体水平。中办发[１９９８]３０号文件，对保障政法机关经费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作了明确规定，是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费保障工作的根本政策依据。各级检察院要继续深入学习、全面把握文件精神，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不折不扣地落实文件中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１０．努力增加中央财政补助专款和补助投资，抓好配套落实。高检院要争取财政部、国家计委的支持，加大补助地方检察院的力度。地方各级检察院特别是省级检察院要积极协商地方财政、计划部门，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争取配套资金，并确保中央财政补助专款和补助投资及时、足额到位，充分发挥中央补助专款和补助投资的使用效益。
　　１１．明确省级检察院的责任，切实做好贫困地区检察院经费保障工作。３０号文件规定，“对贫困地区政法机关的经费保障，省级财政部门负有重要的责任。省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有效的政法机关的经费保障机制”。省级检察院要根据这一要求，协商省级财政部门，解决好四项经费（枪支弹药费、特别业务费、专线电话租金、服装及标志经费）省级财政统管问题，并负责中央财政补助专款配套资金的落实。
　　１２．适应财政改革新形势，科学编制经费预算，积极有效地争取支持。编制预算是经费保障的中心工作，是争取经费的基础和前提。各级检察院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预算编制工作。要把握财政改革动向，认真研究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财政改革措施，适应财政改革要求，不断提高预算编制水平。要遵守《预算法》的规定，增强预算观念，强化预算约束。
　　１３．突出重点，合理安排支出，提高经费使用的科学性。各级检察院要按照“确保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统筹安排经费支出，既要保证机关正常运转所需经费，又要努力加大对重点支出项目的保障力度，充分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效益。在保证业务（办案）经费的同时，要加大对“科技强检”和各项检察改革的经费投入。
　　１４．坚决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各级检察院要认真落实《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办法》，由财务部门统一归口管理本单位全部财务收支活动，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检察业务费开支范围和标准》，制止违反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的行为，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要认真执行《政府采购法》，规范采购行为，提高资金效益。要加强对经费使用效果的监督检查，确保经费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禁止截留、挤占和挪用。
　　１５．完善检察系统年度财务报表，建立经费数据库，进一步做好经费保障的基础工作。高检院要继续完善检察系统年度财务报表制度，并在两年内逐步建立高检院与省级检察院财务部门之间的联网系统，建立检察系统经费数据库。省级检察院要在五年内逐步与地级检察院财务部门联网。要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形成上下联动、信息畅通的工作运行机制，提高经费保障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１６．加强经费保障政策研究，积极探索建立检察经费保障机制。高检院要继续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检察机关的特殊困难，探索建立检察经费保障机制，力争从根本上解决检察经费困难问题。各省级检察院也要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推广办案预拨金等有效的做法，有选择地开展办案经费省级统筹的试点，从多方面摸索保障检察经费的有效措施，为解决检察经费保障问题积累经验。


　　四、以争取充足的经费为保障，加强检察机关基础设施和科技装备建设，逐步实现“科技强检”目标
　　１７．贯彻落实“五年规划”，全面提高检察机关物质保障能力。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检察院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装备工作的奋斗目标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政法机关吃“皇粮”的决定，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建立多层次的经费和物质保障体系；完成以“两房”（办案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建设任务；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信息管理技术和先进的通讯技术，建设检察系统的综合信息网络；建立侦查指挥、侦查取证、检验鉴定和计算机多媒体示证系统，完善侦查诉讼手段和设施体系；改善办案交通条件，增强快速反应能力，提高检察系统经费和物质保障的总体水平，逐步实现办案现代化和办公自动化。各级检察院要以高检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装备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发展规划》为依据，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规划，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努力实现目标任务。
　　１８．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检察机关“两房”建设。各级检察院要以建设部、国家计委批准的《人民检察院办案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建设标准》为依据，建设和设置办案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没有“两房”或面积不足的检察院要积极申请立项，在五年内完成建设任务。高检院要争取国家计委安排专项补助投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检察院“两房”建设的补助力度，并争取财政部在中央财政补助专款中安排“两房”维修专项经费。
　　１９．实施“金检”工程，加快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各级检察院要按照高检院制定的《全国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规划纲要》的要求，以计划财务装备部门为主、信息（技术）部门密切配合，统筹规划本地区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制订实施方案。２００２年完成“２１３”工程任务，２００５年以前努力完成《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
　　２０．加快科技装备建设，提高检察装备的科技化水平。各级检察院要依据高检院制定的《全国检察机关器材设备配备标准》的要求，加快侦查诉讼、检验鉴定、保密安全防范、诉讼档案管理等设备的配备进度，保证业务工作需要。


　　五、加强组织领导，改进工作方法，进一步加大检察经费保障工作的力度
　　２１．加强组织领导，形成经费保障工作齐抓共管的局面。各级检察院要把经费保障工作作为全院中心工作任务之一，加强领导，多方支持，加大工作力度。各级检察院党组要把经费保障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对重大问题经常研究，一把手直接过问，分管院领导亲自协调，各业务部门大力支持。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要加强对财政知识和政策的学习，提高运用政策指导经费保障工作的水平。要结合检察改革实践，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对经费保障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研究解决，为做好经费保障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２２．明确职责范围，理顺管理关系，充分发挥计划财务装备部门的职能作用。计划财务装备部门是经费保障工作的职能部门，负有对经费和物质保障工作实施统筹规划并组织实施的专有职责。各级检察院领导要支持计划财务装备部门在经费和物资方面大胆监督和管理，强化计划财务装备部门的规划和管理职能。各业务部门要按照计划财务装备部门的统筹规划提出本部门在经费和物质保障方面的要求和建议，上级检察院业务部门不得单独向下级检察院业务部门提出经费保障和装备配备方面的工作要求，避免政出多门。
　　２３．加强计划财务装备部门机构建设，为经费保障工作提供组织保障。随着实行部门预算、实施政府采购、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财政改革措施的出台，“科技强检”战略的实施，检察经费保障机制的逐步建立，上级检察院在计划财务装备工作上所负的指导职责也将越来越重，必须加强省级和地级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部门机构建设。省级检察院必须设立与高检院对应的计划财务装备工作机构，统一机构名称，作为对下级检察院经费保障工作进行宏观指导的综合业务部门。地级检察院和有条件的县级检察院也要设立计划财务装备工作专门机构。县级检察院设立机构有困难的，应有具备专业素养的专门人员负责经费保障工作。
　　２４．上下联动，加强协调，形成经费保障工作的合力。要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经费保障工作的领导，尤其要充分发挥省级检察院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通过政策、规划、指导等方式，帮助下级检察院解决经费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下级检察院要积极支持和配合上级检察院的工作，对上级检察院下达的决定和任务，必须坚决执行，按时完成。要通过一级帮一级，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努力解决经费保障问题。
　　２５．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向管理要效益。经费和物资管理是经费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检察院要转变重视争取经费和购置装备、轻视管理的观念，坚持购置和管理两手抓，开源和节流两手抓。要抓好经费和装备设施的效益管理，合理使用各项经费，精心使用、科学维护各种装备设施，充分发挥经费和装备设施的最大效益。要抓好警用车辆、检察服装、枪支弹药等物资的安全管理，加强防范，杜绝安全隐患，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要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建立责任制，确定责任人，明确奖惩措施，确保规章制度落到实处。
　　２６．大力加强表彰先进和推广典型工作，增强经费保障工作的示范效应。各级检察院要重视推广经费保障工作方面的先进典型，表彰和奖励在经费保障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以典型示范引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推动本地区经费保障工作的发展。


　　六、加强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检察经费保障工作专业化队伍
　　２７．严把进口，疏通出口，配齐配强计划财务装备工作队伍。高素质的计划财务装备人员是做好经费保障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级检察院要大力抓好计划财务装备队伍建设，选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计划财务装备部门，充实和加强经费保障工作力量。要按照检察干部分类管理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计划财务装备干部的专门化管理机制。
　　２８．加强思想作风建设，提高计划财务装备干部的政治素质。要大力改进各级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保障意识和创新意识，树立“为检察业务服务、为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指导思想，提高廉政勤政意识，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２９．加强业务培训，提高计划财务装备干部的专业素质。各级检察院要着眼于经费保障工作的实际需要和长远发展，将计划财务装备干部的业务培训纳入《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全国检察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计划财务装备干部的综合业务素质，增强做好经费保障工作的能力。高检院和省级检察院要有计划地选派计财装备工作人员出国培训、考察，使计划财务装备干部开阔视野，拓宽思路，与时俱进，增强改革创新意识。
　　３０．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升计划财务装备工作队伍的整体水平。各级检察院要善于从经费保障工作实践中发现有培养前途的业务骨干，将他们纳入检察系统高层次人才培养“百千万”目标之中，培养一批在财务、科技管理等方面有一定权威和影响的高层次人才，以高层次人才建设带动本地区检察机关计划财务装备干部整体水平的提高。地方各级检察院要根据本《意见》精神，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努力推动检察经费保障工作向更高的水平迈进。